新石器时代，以农耕为基础的“满天星斗”“重瓣花朵”的区域文化，为什么最后月明星稀，只有二里头文化一枝独秀？
什么是文明？文明的标志是什么？文明与文化的关系和区别在哪里？文明的源流关系怎么界定？文明创造与发展和人类进化与发展的关系如何看？
中华文明是“一体”还是“多元”？中国文明社会形成的标志是什么？文明与国家有什么区别和联系？早期华夏民族的源流和形成及其与“大中原”有怎样的关系？
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在此前后，一场关于文明溯源的讨论在政协委员线上书院展开。50多位委员和专家围绕这些话题，开展了10余次线上集中研讨，交流发言共计20余万字，通过溯源中华文明，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也激发了奋进新时代的文化力量。
“大一统”传统是中华文明“可久可大”的根本保障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
在这个进程中，为什么中华文明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保持着良好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委员们认为，“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是中华文明“可久可大”的根本保障。“大一统”成为本场讨论的关键词之一。
“‘大一统’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不仅是一个政体概念，还是一个政道概念。在政权上定于一，才有所谓‘中国’。在文明上合为一，才有所谓‘中华文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中国传统文化教研室主任李勇刚认为，正是基于“大一统”传统，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超大规模共同体，中国人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天下观念，成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心理基础。
中国地域广大、环境多样，彼此间不断交流融合，距今6000年左右正式形成“一体”格局，称之为“早期中国文化圈”，后世则发展为“文化上的中国”。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看来，“文化上的中国”是“政治上的中国”分裂时向往统一、统一时维护统一的重要基础。中华文明不同于西亚、希腊那样的“城邦文明”，不同于文化高度同质化的埃及文明，她因“一元”宇宙观而本质上趋向于“一体”“一统”，因“多支”“多样”而又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长期延续主流传统又开放包容，是一种超稳定的巨文化结构。
“这种‘一元’宇宙观和‘多支一体’格局，是中华文明长存于世的根本之道，也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根基所在。”韩建业说。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读书活动指导组副组长叶小文也赞同“大一统”是贯穿中国历史政治格局和思想文化的一条主线，是维系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文化基因，是造就中国这个超大规模文明型国家的内在动力，也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纽带。
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血缘上互相融合，铸造了、维系了、巩固着中华民族“一元多样(或多支)一体”的基本格局。叶小文认为，无论如何交错杂居、颠沛流离、多源涌流，终会融合成为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把‘一元’的圆心固守住，把包容的多样性(多线性)半径拉长，就能画出最大同心圆，永固中华儿女大团结”。
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要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此次讨论中，50多位来自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等相关领域的委员和专家，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回答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
如何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拓展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山西省委主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张复明认为，文明溯源应结合考古学证据和科学分析手段，从聚落和定居模式、农具和耕作方式、土地利用、历法和节气、种子驯化、野生动物驯化和家畜养殖等方面，更加深入地揭示华夏文明的源头、演进和空间扩散模式，这样才更具说服力和国际影响力。
经过几代学者的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以新的科学手段进一步勾勒和描绘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壮阔图景，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巍介绍了探源工程20年来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组从良渚、陶寺、石峁等遗址的考古发现中，把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浓缩为三个方面，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以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
不仅要“探源”，也要“观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李守奎提出，中华文明一经诞生，就具有了无比强大的生命力，我们重视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核，也要重视其流传的技术条件，“汉字研究是中华文明研究的一部分，迫切需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汉字研究话语权和体系”。
从中华文明的源头汲取前进的力量
100多年前，现代考古学在仰韶村落下“第一铲”，中华先民在广袤华夏大地上披荆斩棘走向文明舞台中央的雄壮历程，越来越清晰地铺展开来。
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哲学家冯友兰在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里曾写道：“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李勇刚解释道，所谓“亘古亘今，亦新亦旧”，就是说中华文明有变有常，新旧相续，既不是停滞，也不是断裂，而是在变动不居中延续自身文明的主体性。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这个转变本身，也反映了各地早期文化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加深，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吸纳能力”。
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各区域文明繁衍生息、相互影响、携手前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副主任王震中认为，我们对中华文明源头阶段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的研究，对于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独特的精神标识，对于从文明源头汲取文化自信之力量，对于当代文化建设，都是十分有益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为协商民主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表示，中华早期文明就有了先贤治国和协商民主的文明形态，这对于当下专门协商机构树立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团结思维，对于文明竞争、制度竞争提供了根源性话语体系。
要让世界读懂中国，自己要先读懂自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表示，“谈文化自信，必须从文化自知开始”，了解中华文明的长度，是为了认识中华文明的高度，认识中华文明的宽度，才能真的理解中华文明的深度，把中华文明研究引向深入，走出盲目的疑古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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